摘要：岂不知，权利与义务具有逻辑相关性，有权利一方，必有义务一方，权利与义务是不可分的。 ...

特别是在当前的三期叠加时期，我们既面临潜在增速的下降，也面临调整结构、化解矛盾和防控风险的艰巨任务，这时个别年份的增速可能更低，甚至可能会低于潜在增速，也都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

容许企业排放污水越多，它的生产越大。规定企业需要用许可证才能排放同量的污水。

清水是一种资源， 是人民所拥有的资源。上面的讨论是利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决环保的问题。政府可以派人调查，或规定每个企业上报。我刚出版了一本书环保问题的经济分析由世界科学出版社出版（Economic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14）。上报的数量，政府可以调查清楚是否正确。

环保局便把价格降低，等到供求相等。如果居民或他们代表认为污水还是太多，宁愿减少出卖许可证的收益，便会少发许可证。通过大幅度减税，来填补企业增加工资的负担。

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虽然对于已经抓捕的腐败官员受贿总金额还是一个谜，但是超大量的受贿资金来源的主体，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主要都来自于企业已经既是事实，也是共识。中国已经连续30多年保持二位数增长的高速度了，而且人均GDP已经超六千美元。

造成中国低工资水平的最主要根源，就是中国政府和法律彻底地取缔了劳动者自由组建的民选工会的权利，而唯一存在的官方工会的领导人是官方委任的，官方委任的工会领导人天经地义就只听官方的指令，而不可能为劳动者请命。【1】另一个次要原因就是贫富二极分化的副产品福利制度支离破碎、甚至出现倒福利的事实。

如果我们承认罗尔斯：一个社会，当它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增加满足的净余额时，这个社会就是安排恰当的。这种福利上的巨大差距实在是不能容忍。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共识对隐藏在这二大隐患背后的根源，却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既然是在现有集权体制下不可能有效解决，那就不如回避不提。通过反腐败来彻底消除企业的腐败负担，以便为增加工资创造条件。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联合国公布72个国家工薪阶层收入，人均月工资9327元，中国人均月收入4134元，相差一半。

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这是因为民主宪政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配套制度。

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福利制度。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所以工会的职责和功效，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劳资之间的公平竞争，仅此而已，当然不能如哈耶克谴责的那样，以强制的手段来使工会的功效产生异化，走向自由、自主、自觉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反面，成为对市场的强制性干涉。结论就是：如果真想采用凯恩斯积极财政政策来填补消费不足，那就必须放弃收费，不能以回笼财政投资来扩大总供给。更为客观的事实是，被定义为超福利的北欧诸国，在全世界竞争力排名榜上却始终名列前茅。必须澄清的一个经济原理就是：把凯恩斯的积极财政政策中的政府投资，歪曲为以获取利润为目标的中国式政府投资，是中国部分主流学者的专利。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只能绕道而走。

……【4】7月25日，北京大学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1】 虽然网上的统计数据不一定可信，但中国的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低于客观的劳动生产率及劳动成果，基本上已经是全世界的共识。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及其它著作所列举的反对自由组建工会的理由是牵强的。

虽然还不知道其中政府财政的基建投资占多大比例，但如果不能彻底改变超额回笼财政投资的潜规则，必将造成更大规模的供给，那么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就一定是板上钉钉的后果。结论就是，彻底消除企业的腐败负担，可以有效地减轻企业因增加工资造成的利润压力，也可谓是通过提高消费水平来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第三良策。

综上所述，当今中国真要彻底缓解，甚至解决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就必须对症下药地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和完善福利制度，以便有效地促进消费，把已经严重萎缩的消费恢复到正常水平。如果培育腐败分子的集权制度不变，反腐败的风头过后，腐败分子就一定会争先恐后、前赴后继地再度涌现。

所以必须通过福利来实现任何的经济不平等必须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2】的原则。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地缓解贫富二极分化、有效地降低基尼指数，有效地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中国的消费水平不可能恢复和上升到世界平均水平，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彻底地解决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中国的决策核心绝对不能被什么中国模式所迷惑，任性地相信中国的高速发展还会继续，也不要被中国就业的严峻形势所绑架，说什么当今中国的增长速度低于7%，就会出现大规模失业等等。根据网上资料显示：中国薪资总额占GDP比例2002年16%，2008年12%，2009年8%。

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当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隐患和危机，不外乎政治上的权力腐败和宏观经济上的产能过剩。

这样做毫无疑问是饮鸩止渴，以造就更大规模的供给来进一步扩大产能过剩。虽然这是一个非常抽象、难以把握的概念，但我们同样也无法否认这一抽象标准的客观存在。

更不要说，建立在特供制度和各级干部高福利基础上的倒福利现象就更是令人愤慨。连续30多年的极端的超高增长，已经使中国经济发展走到了极限：无论是在资源上、还是在生态环境上和气候影响上，甚至是在产业结构上，都存在及其严重的隐患和危机。

但是福利制度不能，也不应该是调节收入的政策。【2】也就是说，占人口大多数的工薪阶层的薪资收入只占GDP的一个零头。这就证明了福利制度就是在同等 财富条件下能够有效提高全社会理性欲望满足的净余额的有效措施之一。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如果劳动者工资水平真能大幅度提高，那么就一点能够有效地缓解因增长幅度降低造成的就业压力。

陈志武先生还指出：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据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指出：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 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

无论哪一个是真相，责任完全彻底都在各级政府。中国真正存在的问题，是消费出现了严重萎缩。

两者之间既不能相互替代，又必须各司其职地实现优势互补。就等于是补了东墙，又去拆西墙，或者说是刚填了个坑，又去挖一个更大的坑。